《樂土在上》創作理念

《樂土在上》這部小說，來自於我對「普世價值」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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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0年代至今，在關注社會議題的時事新聞時，我從堅信自己立場正確，並且為此不斷寫文闡述，在社群與街頭都盡一己之力拚搏的戰鬥性格，直到現在轉化為期待自己凡事花更長時間思考，盡可能不輕易立即反應的態度——在此之中，由於我堅信的信念其實並無太大轉變，因此我經常感覺到某一種奇異的時差感：我知道人不能二元論地只分成好與壞，我知道每個人的價值觀與判斷標準都與自身的生命經驗高度相關因此也會截然不同，但對於某些我認為鐵板釘釘的「基本道理」，我又會有種「不管在什麼環境下這都是不可違背的吧？」的執著，說什麼也無法理解（或不肯理解）不同立場的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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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依然堅信許多基本價值的重要，但一方面我也體悟到，這些基本價值會因為在不同的個體與事態下，長成截然不同的模樣，若要用同樣的價值觀與態度去衡量，勢必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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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寫上一本小說《女神自助餐》時，這樣的感受更加深刻，《女》書中所探討的女性經驗，在不同人的眼裡看起來，即使相同性別，也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說對女性的規訓與種種限制，只要包裹著「這是為了妳自己好」的甜蜜糖衣，就能視而不見其父權宰制的真實質地。就連我自己，都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與恰好擁有的那些生命軌跡，才讓我到了「能夠稍微看出這些問題所在，但依然無法完全掙脫」的此時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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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的力量，太大了。因此我們會看著對岸的各種荒唐新聞感到不可思議，我們會看著中東國家將欺凌女性的各項制約列為法規感到落後得難以想像我們處在同一個時空之中，我們也會對某些國家性自主的風潮撇撇嘴說「太開放了吧，不適合我們的民情」，即使對國內某些法案，我們都可能直覺地說出「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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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道那是對的，那遲早是未來，為什麼會說出先不要這樣的話？為什麼是讓對的做法等我們民智長開來，而不是我們努力去追上更多人能得到自由與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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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疑惑，從性別蔓延開來，碰觸到了幾乎所有我關心或極少關心的議題，當我發現我的疑惑長成一隻巨獸，那隻巨獸便實實在在地體現了何謂「結構式困境」，那就是整個世界，一旦有了長歪的地方，繼續長下去，便會與其他長歪之處互相纏結得更為穩固、難以扭轉，繼續傳承到下一代，只會愈來愈歪，愈來愈難矯正，甚至自我補足，成為一個誰都覺得「哪裡怪怪的」，但誰都無法與之抗衡的龐大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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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覺得，即使是自認書讀得算多、好像應該要擁有自我反省與修正能力的我，可能在自身的思想裡都還有許多癥結，是被馴養到過度理所當然的，因此我不僅尚未發現它們的存在，還會阻礙我理解他人，甚至無意識地壓迫他人，最糟的是，我可能甚至不會意識到我正在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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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寫一個這樣的小說，創造一個思考迴路與我們澈底不同，但理所當然地不同著的，甚至鄙棄著我們這個時代價值觀的，那樣一個社會。我並不是想要嘲諷小說裡的世界，而是，我想在小說裡創造另一個結構，把如今的我從裡到外翻過來，那就能藉此檢視一下我自己的根深柢固，有哪些沒那麼理所當然，有哪些其實禁不起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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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考驗自己，如果我身處那樣一個世界，我還能深信自己的價值觀絕對正確嗎？我相信自己正確就真的能在這樣的世界裡做正確的事嗎？在寫小說的時候，為了讓每一個看似荒謬的對話與情節都合情合理，我必須很努力讓整個世界觀更完整，甚至，充滿善意，那麼我便可以更深層地對抗「我自以為的理所當然」，質問自己的同時，我希望找到更多這個社會文化在我骨子裡埋下的，不合理的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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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是不能太過自信，只想著要說服別人自己是對的，是吧？我覺得我可以先從這個小說，試著說服自己，如果寫得好，也許讀者也能從故事中的荒謬，回過頭來發現荒謬的說不定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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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邊寫著，其實我已經感受到，這世界比我更擅長荒謬這種事情，畢竟我寫小說需要考慮脈絡與合理性，還要擔心太聳動太灑狗血，但世界不用，世界從來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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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扭曲的世界裡，寫著一部盡可能貼近世界扭曲程度，但扭曲方向又不盡相同的小說，是很大的挑戰，也是很棒的享受，我很期待大家踏進這個世界的瞬間，和我寫作時的心情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本文改寫自2023年申請國藝會常態補助時的送審資料，感謝國藝會給我能撐過幾個月的錢錢。

＊攝影：黃雅群（也是本書的可愛責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