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本書能接住我──讀《真相與修復》
原來這就是被書拯救的感覺，我那時想著。
雖然不是第一次讀書讀得淚流不止，但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宛如無盡墜落的自我懷疑之中，被一本書及時地穩穩接住。
事情該從哪裡說起呢？
前些日子的一場文創市集裡，我和朋友在快要收攤的時候才匆匆抵達，當朋友被其中一個攤位吸引目光而駐足時，我想著市集裡有另一個攤位的攤主也是舊識，因為擔心他們收攤收得早，沒來得及介紹給身旁的朋友，便跟停下腳步的朋友說了聲，自己急忙先深入市集，尋找舊識的攤位。
我很幸運地在舊識收攤前找到他們，和兩位男性攤主打招呼時，我還沒有發現哪裡不對勁，但隨即感覺到旁邊有一道目光，我轉過頭，發現在我抵達前已經在攤位邊試用商品的顧客，正是我從前曾經公開揭露對我性騷擾的那人。
那人就在我旁邊，若無其事地試用商品。
我也隨即想起來，這個攤位上的兩位男性攤主，不僅亦久識那人，而且他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當初公開揭露的始末，兩位攤主之中的Ａ，甚至知道那人曾對其他女性做出的、比我的遭遇更加駭人的事，但在那一刻，他們就只是，看著我。
那時我的腦子好像完全凝結了，又好像瞬間跑過千萬種「應該做出的反應」，而最後心頭最強烈的想法是：我的朋友正往這裡過來，我得阻止她遇見那人才行，那太噁心了。
於是我匆匆轉身，找到朋友，迅速離開了那個市集。而在當天後來的既定行程裡，我都得一邊假裝沒事，一邊對抗著某種難以言說的狂躁情緒。
隔天我嚴重過敏，病了一天，在我終於能夠好好思考之後，我察覺到，比起猝不及防地遇見那人，兩位攤主的反應更讓我受傷，於是我寫信給Ａ的出版社聯絡人，要求撤回我之前為Ａ的新書所寫的推薦序，並詢問如何退回稿費。
信寄出的同時，我大哭一場。無論是Ａ或Ａ的出版社聯絡人，都是我喜歡的朋友，主動對我視為朋友的人做出這樣幾近決裂的舉動，讓我非常痛苦，但若我像從前一樣，假裝自己並不因為他人的沉默而受傷，也不採取任何行動來表達我對這種沉默的不認可，那麼我就也落入了我不認可的那種沉默。
去做點什麼總是比什麼都不做更難。雖然我並不想埋怨別人為何不做什麼，但我不能忍受自己不做什麼，所以我必須做，這看起來像是針對Ａ，但其實是針對我自己。
我在信上說，我不知道Ａ會不會覺得又不是他對我性騷擾憑什麼要被波及，但如果他真的這麼想，表示我做的這個決定是對的。
但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我不知道Ａ與Ａ的出版社聯絡人，能不能理解我為何這麼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來自朋友的不理解；我不知道為什麼做出騷擾動作的那個人不是我，卻是我得要在決定公開揭露時承受心理壓力，卻是我得要在我和那人的共同朋友默不作聲的時刻，承擔那個「必須要有人做點什麼」的責任。
就在不斷質疑著自己的決定時，我打開了左岸文化邀請我閱讀的《真相與修復》，而我幾乎所有的不安、猶豫和自我懷疑，就這樣被一行一行的文字輕輕解開。不誇張地說，這本書將我從「我是否應該對他人選擇不作為表達抗議」的心理泥淖之中撈起來，讓我知道，共同朋友的沉默之所以比起非預期地遇見性騷擾行為人更讓人痛苦，是有原因的，並不是我無理取鬧。
都四十幾歲的人了，我沒想到自己依然需要一本書來告訴我這件事，而且需要一再重複，像是一個願意不厭其煩、再三保證的溫柔聲腔。
「如果創傷讓人羞恥孤立，那麼復原就必須發生在社群之中。」一開始，《真相與修復》的作者茱蒂絲・赫曼便在導言中寫下這樣的句子，在當時的我眼中看來，這行文字幾乎伴隨著清晰、堅定的聲音，而這樣的聲音，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只一次地響起。
在第一章〈暴政的規則〉中，赫曼說：「對於最直接受害的人，旁觀者——朋友、親戚與鄰居，更別提執法官員——的共謀與沉默，感覺像是深刻的背叛，因為就是這一點孤立了她們、拋下她們，讓她們獨自面對命運。」而第二章〈平等的規則〉中，赫曼也提及「事實上，受害者的憤怒，絕對跟她們的社群如何回應她們所受的冤屈有關。」並且在第四章〈承認〉再度堅定清晰地重申「然而在任何形式的行動之前，倖存者希望得到道德上的平反。她們希望旁觀者表達立場，承認有人做出不公之事，而且毫不含糊地譴責罪行。」赫曼更在第三章裡以一個具名案例，展現出一個作為母親的旁觀者對於女兒的受苦作出真誠的公開自白之後，所能帶來的深刻療癒，更不用說在其他篇章裡，也都將道德社群視為達成修復式正義的重要條件，強調支持倖存者與公開譴責加害者的必要。
這些段落幾乎都與「加害者」這個角色沒有關係，卻對倖存者的創傷修復極其關鍵。
傷害可能是一個特定的人造成的，但需要負起修復責任的則是一整個社群，一整個世界，一整個文化系統的進步與支持。
我非常驚訝，作者就像是知道這世界上有我這樣的一個人，正不斷自問「為什麼比起性騷擾行為人，我會對他人的沉默更感到受傷？」因而在不同的段落，以不同的例證闡述了這件事──我很難描述，這些清晰堅定的敘述帶給當時的我多大的安慰，將之比喻為擁抱、拯救或一張在墜落過程中穩穩接住我的網子，都不為過。
而我毫不懷疑，這本書中其他面向的文字，可以解開更多人心中的糾纏困惑。
《真相與修復》是茱蒂絲・赫曼融鑄無數具名與匿名倖存者的證詞而成就的著作，因而這本書談的不只是書名上這兩個看似美好的詞語提供的單一想像，更是從各種刁鑽艱澀的角度，深入探討傷害形成之後，尋求真相與修復的途中將面臨的不同困境與可能性。而就像我自己遇到的問題那樣，有很多細微難解的纏結並非簡單的嚴刑峻罰或聖光原諒就能處理，它們不是像傷害本身一樣是一個可指認進而割除的巨大腫瘤，更像是分布在重重臟器與血管肌理之間的病灶，必須透過這樣的一本書與背後的巨量案例訪談研究支撐，才能像是較為精密的斷層掃描那樣，稍微能夠指出痛苦的所在、描摹其形狀，進而找到療癒的可能。
即使是我這樣一個自認為已經相當關心性別與政治議題的人，也在這本書中看見許多我可能在生活中略有體會但不曾真正意識到的盲點，比方說，法律的本質實際上並不是「幫助受害者得到正義」；比方說，加害者的道歉可能為倖存者帶來救贖也可能是更深的傷害；比方說，刑事與民事訴訟各自的象徵意義與實務困境，經常讓倖存者承擔更多難題；比方說，修復式正義可能與傳統司法程序一樣有缺陷，「修復」實際上較之「懲罰」更為艱難，偏偏前者應該是最為優先的一件事，後者卻經常因為直接具體而成為焦點。
我也首次在這本書中讀到心理學家珍妮佛・弗雷創造出來的 DARVO 一詞，代表了加害者在罪行遭到揭露後，從否認（Deny）、攻擊（Attack）、對調受害者與加害者（Reverse Victim and Offender）的一連串「表演」，而我雖然早已在自己的生活與社群經驗中見識過了無數次這種表演，但第一次從這本書中看見這麼清晰的歸納與指認，依然帶給我強大的、被理解的寬慰。
我同時也意識到，連這樣的無恥表演被指認出來都能讓人感到寬慰，其實是相當悲哀的一件事，那意味著我們離核心有多遠、改變之路又有多漫長。
在性暴力所帶來的傷害以外，這個世界所賴以運作的歪斜結構與文化系統，可能才是讓傷害能夠這麼深刻、又持續得這麼長久、影響的層面如此寬廣的主因，而這本書寫在書名中的「真相」與「修復」，則與結構和文化同樣複雜，畢竟正是這樣的結構與文化創造了「愈想愈不對勁」、「誰叫你自己不檢點」與諸如此類的一長串污名，並且讓它們成為可以合理反殺倖存者、倖存者甚至用以自傷的武器。
而最值得慶幸的或許是，至少在《真相與修復》這樣的書為傷害做出斷層掃描之後，我們可以指認與辨識那些病灶了，這也將是治療的開始。
在那封要求收回序文的信寄出不久，我收到了回信。Ａ的出版社聯絡人與Ａ聯繫，弄清楚狀況之後，溫柔而理解地回覆我：雖然很遺憾無法收錄我寫的序文，但她完全能理解我為什麼這麼做，而Ａ也對此非常難過，他很抱歉自己在當場只是震驚於「那人怎麼敢出現在這裡」，而不是出聲要他離開，或者做出更多能夠表達立場的舉措。
讀著回信，我又大哭一場。
雖然寫信的時候看似決絕，但收到回信時才知道，我有多麼害怕會收到那些我早已自問過千百遍的尖銳質疑，多麼慶幸我的朋友理解我，多麼慶幸他們甚至告訴我「謝謝你的勇於衝突」。
而我也理解Ａ的一時震驚與失語，畢竟我們誰不是從那種什麼都反應不過來的錯愕之中，一次又一次地走過來？於是我回信說，為了讓我們彼此都記得這件事，我會維持收回序文並退回稿費的決定，但依然會視他們為朋友，也徵得將這個事件不具名寫出來的同意與理解。
當時令我痛苦萬分的「必須做點什麼」，不僅是一個先站到自己身邊的決定，也遲來地獲得了朋友的支持，這讓我擁有了一個很小但確實有力量的社群，這個結果與赫曼的書一樣，鼓舞了我。
後來在臺灣社會發生的許多事件，都隱然支持了赫曼在書中的觀點。不管是為了一樁疑似性侵案件的不當處理而對知名企業的抵制潮，與後來一些為了抵制「抵制潮」而起的反抵制，或者是知名中學的大型校友會會場設計隱含性別觀念偏差而引發的社會討論，都讓我們看見了「非加害者」所能帶來的影響，是整個社會氛圍的塑造──這不只是某些人在沒有違法的情況下選擇做出什麼言行舉止，更關係著這個社群未來是會因為某種「大家都覺得這沒關係」的氛圍而製造出更多加害者，還是會因為另一種「我們現在知道這樣不可以」的氛圍，讓更多人在惡意來襲之際具備拒絕的底氣、即便受了傷害也不再自責內耗，而是知道如何尋求協助。
這一次，我所遇見的問題很小、很私人，映照的卻是很大的公眾課題。赫曼的書寫讓我相信世界上不會只有我遇到類似的困境，不會只有我懷疑自己為什麼對他人保持沉默深感受傷，更別說支持惡意的聲音會讓人感到多麼絕望，我相信打造一個能夠接住倖存者的社群，比起加重刑罰、要求道歉或賠償更值得努力，唯有如此，倖存者才不只是停留在從傷害中「倖存」下來的那一刻，而是能夠開始往前走。
從茱蒂絲・赫曼《真相與修復》這本書中得到的勇氣與安慰，讓我開始改變某些做法，於是我更願意在網路社群上遭受性暴力的自我揭露下留言支持，聽聞身邊的人勇於拒絕有疑慮的試探或邀約時，我也樂於回饋更為強烈的正面鼓勵。我相信社群的力量不僅在於傷害之後提供修復、消解自我審查和自我懷疑，更能讓尚未受到傷害的人們因為知道擁有支持而堅定信心、減少受害的機率。
如果《真相與修復》在這麼正好的時機接住了我，那麼，我願意相信那不只是一個巧合，而是有許多人都需要並值得這樣的承接。作為一個曾被好好接住的人，我渴望有更多人讀到這本書，那麼我們或許便能拉起一個可以承接更多人的堅實網絡。
如果真的能夠創造出那樣的網絡，在這樣的群體文化力量中，赫曼在書中所談到的承認、道歉、究責、療癒、平復，甚且是復歸與預防，相較於僅僅依靠司法系統，都可能得到更好的結果，甚至能夠養成更多習於不沉默、不旁觀、不容忍也不鄉愿的個人，最終，說不定會發展出現今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修復可能。
那是一個讓人多麼嚮往的願景，那正是我所想要為之努力的未來。
＊本文原刊於Ok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