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芷妤

寫小說的那個

《樂土在上》鯨島意象

《樂土在上》出版後,接受幾次訪談時,不時都會被問到「既然故事都指涉得這麼明顯了,為什麼使用鯨島作為代稱」這個問題。這問題要答起來很簡單,但也可以很複雜。我通常會開玩笑地說,因為直接寫台灣我可能會邊寫邊哭,寫到脫水都還沒寫完,不過這種很怕寫成預言的愚婦心態,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原因。

《樂土在上》創作理念

《樂土在上》這部小說,來自於我對「普世價值」的困惑。

從2010年代至今,在關注社會議題的時事新聞時,我從堅信自己立場正確,並且為此不斷寫文闡述,在社群與街頭都盡一己之力拚搏的戰鬥性格,直到現在轉化為期待自己凡事花更長時間思考,盡可能不輕易立即反應的態度——在此之中,由於我堅信的信念其實並無太大轉變,因此我經常感覺到某一種奇異的時差感:我知道人不能二元論地只分成好與壞,我知道每個人的價值觀與判斷標準都與自身的生命經驗高度相關因此也會截然不同,但對於某些我認為鐵板釘釘的「基本道理」,我又會有種「不管在什麼環境下這都是不可違背的吧?」的執著,說什麼也無法理解(或不肯理解)不同立場的對方。